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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圣賢的圍棋相對論

信息分類:棋牌禮儀  發布時間:2015/05/21  責任編輯:zhou  作者/來源:中國棋牌網

圍棋雖在孔孟時代沒有完全成型,但孔孟對棋的只言片語提及,卻對后來者判斷圣賢們對棋之喜惡產生深遠影響。
孔子在《論語·陽貨》中是這么說的:“飽食終日,無所用心,難矣哉!不有博弈者乎?為之猶賢乎已!(與其無所事事,還不如玩玩六博,下下棋)”。

這番話,成為后人揣測孔子對圍棋看法的主要依據,一些人認為孔子反對下圍棋。其實這是不對的,孔子可能對圍棋和六博評價不高,把它們列入打發時間游戲的行列,但并沒有說反對。甚至換個角度來想,孔子能夠鼓勵那些無所事事的閑人去下圍棋,而不是去喝酒或者干別的,這已經顯示出老夫子對圍棋的偏愛了。

孔子是不反對娛樂的,不然他不會說“一張一弛,文武之道也”。他一生周游列國,逐乎宋衛,困于陳蔡,顛沛流離一世,卻始終保持樂觀進取精神,難以想象,如果他不懂得適時放松娛樂,下下棋,彈彈琴,繃著的弦恐怕早就斷了。

這種誤會也發生在孟子身上。孟子曾說“世俗所謂不孝者五”,其中第二條是“博弈好飲酒,不顧父母之養”。后人據此認為孟子也反對下圍棋。這也是不準確的,因為這一“不孝”是有若干條件的,不僅賭博喝酒而且不敬父母,這才是不孝。如果張弛有度,又或者正是陪父母下棋,哄他們開心,那算不算不孝呢?

孟子其實并不反對下圍棋,他把圍棋列入六藝之一的“數”,稱其為“小數”,也就是一門小技藝,并認為如果想學好,也得下工夫。他以當時的圍棋高手弈秋教學為題材,創作了一則寓言,說弈秋教兩個學生下棋,一個專心致志,一個心有旁騖,雖是同時學,聰明才智都一樣,但后者學習效果必不如前者。

這位弈秋,就是后人所稱的“棋道鼻祖”,古代第一位留下名字的圍棋高手。

班固扛起“拯救圍棋”大任。

不反對,并不代表圣賢就熱衷圍棋。從孔孟的言論也能看出,春秋戰國,圍棋雖然在上層社會流行,但地位不高。到了戰國及至秦與西漢,圍棋進入了低谷——完全被以賭賽運氣為主的六博搶去了風頭。

比如,戰國后期,洛陽人蘇秦跑到山東游說齊宣王時說:“臨淄甚富而實,其民無不吹竽鼓瑟,彈琴擊筑,斗雞走狗,六博蹋鞠者。”蘇秦把當時的娛樂花樣提了個遍,有六博,卻沒圍棋。

秦代,始皇焚書坑儒,下圍棋的主力軍損失慘重,圍棋進一步低迷。西漢時,雖然高祖劉邦曾陪戚夫人在宮中對弈,民間下棋的卻不多,并且,宮里的人們莫名其妙地把圍棋跟迷信勾連起來,認為圍棋是“仙家養性樂道之具”,一害病就拿下棋占卜,“勝者終年有福,負者終年疾病”,要“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”才能免災,一項純智力游戲被弄得神神叨叨。

屋漏又逢連陰雨。西漢初年,劉安和洛陽才子賈誼也輪番給圍棋澆冷水。賈誼說,“失禮迷風,圍棋是也”,他認為人們一下棋就往往忘了尊卑,互相輕侮,失了“禮”,這大概是賈誼在首都長安的真實所見;劉安則認為,下圍棋太浪費時間,如果把時間用在讀書上,“聞者必廣矣”。

賈誼和劉安的話貌似有理,但正所謂玩物喪志還是陶冶情操,取決于下棋的人。而且,西漢時期經濟不發達,創業階段,娛樂活動相對低迷,不提倡也是自然。到了東漢初年,歌舞升平,一些大學問家已經對圍棋改變了看法,并且看到“博行于世而弈獨絕”。

首都洛陽,義不容辭地成為圍棋展開反擊的大本營。對圍棋頗有造詣的著名史學家、文學家班固,在洛陽編撰《漢書》之余,寫出了中國第一部圍棋專著《奕旨》,旗幟鮮明地肯定了圍棋的文化內涵。

班固很清楚問題的關鍵在哪里,一方面,缺乏深厚底蘊、追求僥幸的六博棋是一定干不過圍棋的,后來六博果真在漢代以后就衰落了;另一方面,圍棋中蘊含著與儒學相通的元素,正所謂“局必方正,象地則也,道必正直,神明德也。棋有黑白,陰陽分也。駢羅列布,效天文也。四象既陳,行之在人,蓋王政也。成敗臧否,為仁由已,危之正也……”

當時儒學初興,班固這番話是相當時髦,又相當深邃,正中士大夫們心坎,誰說圍棋是失禮迷風、玩物喪志?

圍棋理論高手云集洛陽圈。

班固的《奕旨》成為給圍棋正名的一桿大旗,東漢儒生應者云集,出了一批圍棋理論家,用手中的筆給圍棋代言,包括在洛陽居官的大儒馬融和李尤,兩人分別寫了《圍棋賦》和《圍棋銘》;隱居慎陽(今河南正陽)的隱士黃憲,也寫下了《機論》,對圍棋無比推崇。

說班固于低迷之際拯救了圍棋,毫不夸張。從班固開始,圍棋的儒學意義逐漸為人們所看重,歷代學者、棋人均奉《弈旨》為圭臬,圍棋地位陡升,與琴、書、詩、畫比肩,成為雅文化中的奇葩。

宋人高似孫總結過往最權威的圍棋理論文章,概括為“五賦三論”——“棋有賦五,一曰漢馬融《圍棋賦》,二曰晉曹攄(shū)《圍棋賦》,三曰晉蔡洪《圍棋賦》,四曰梁武帝《圍棋賦》,五曰梁宣帝《圍棋賦》。棋有論三,一曰漢班固《弈旨》,二曰魏應玚《弈勢》,三曰梁沈約《棋品序》。有能悟其一,當所向無敵,況盡得其理乎?”

有意思的是,這八位圍棋理論界的明星作者,過半都與洛陽關系密切。班固和馬融不說,曹攄曾兩度擔任洛陽令;蔡洪是吳國人,吳國滅亡后入京城洛陽求官,有個典故就叫做“蔡洪入洛”;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應玚是河南項城人,曹植跟隨曹操西征馬超,路過洛陽時被故都的荒涼深深震撼,寫下兩首送別詩《送應氏》,正是給應玚、應璩(qú)倆兄弟寫的。

這些作者,多是一等一的圍棋高手,不然高似孫也不會感慨“能悟其一,當所向無敵”。東漢時期洛陽的圍棋氛圍,由此也可見一斑。到了東漢后期的亂世,戰爭頻仍,圍棋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“模擬軍事功能”更為人們所看重,正如馬融在《圍棋賦》中所說,“三尺之局兮,為戰斗場。陳聚士卒兮,兩敵相當,拙者無功兮,弱者先亡”,于是,大批軍事將領也都熱衷下圍棋,大江南北皆入黑白世界。

南方,吳國圍棋氛圍頗濃,出現了號稱“棋圣”、“弈圣”的嚴子卿、馬綏明,留下了現存最早的棋譜“孫策詔呂范弈棋圖”。而在中原地區,以曹操、曹丕父子以及建安七子為主力陣容的龐大圍棋愛好者團體,也在圍棋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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